文/路军优配股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奋斗实践中，毛泽东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周恩来曾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植根中国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塑造了毛泽东，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推进了“第二个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中国文化历史长卷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绚烂篇章，至今熠熠生辉。
鲲鹏击浪从兹始——“第二个结合”塑造了毛泽东
毛泽东青年立志：“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在大胆和大量地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思维特点，并用中国人民最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风范。
读书学文，行路骋怀
毛泽东崇尚“谈理要新，学文要古”，常说自己“也是读古书的人”。他8岁到13岁上了6年私塾，后来概括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即使在晚年，毛泽东依然主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圣人无常师”。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与第一师范合并），国文老师袁仲谦劝他钻研韩愈的文章。因此，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每天清早都朗朗诵读韩愈的诗文。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通过这样持久地努力，韩愈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毛泽东还“独服曾文正”。他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第四、六、七、九卷，为光绪年间传忠书局木刻本，每卷扉页上都手书“咏芝珍藏”。书山学海，一世纵横。直到逝世前14天的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还在向身边工作人员要来《容斋随笔》。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游历名山大川、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大文章、养不出大气魄的。青年毛泽东就曾感慨：“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戎马倥偬中，毛泽东自诩“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火热建设时，他号召干部“还要当旅行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从“红旗跃过汀江”到“万里长江横渡”，从“更喜岷山千里雪”到“一山飞峙大江边”，毛泽东把中华大地的自然风貌、文化古迹、风土民情融为一体，追索千古史思、抒怀雄浑诗情，涵养浩然气魄、情系家国百姓。
师古不泥，观史通今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1910年，毛泽东在韶山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纲鉴易知录》，这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参见李锐著：《恰同学少年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7页）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国文教员胡汝霖很看重这个学生，将自己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借给他看。乾隆帝对这部书的评价是：“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这年6月，毛泽东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以19岁将及弱冠之年就写下：“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并连连感叹：“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批阅该文的教师打了100分，批示“传观”，并写下评语：“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14年2月，湖南省教育署令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此照系合并前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与教职员合影，第五排左起第二人为毛泽东。
毛泽东观史不是为了钻研故纸、坐而论道。日本著名历史学家砺波护就提出：“所谓‘历史学家’，是指经常注视着史料，对应该如何认识相应时代社会的动向而进行抉择的人。”毛泽东无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观史讲究“通今”，即“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谭震林曾说：毛泽东“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切的了解”。毛泽东曾读《资治通鉴》17遍，与吴晗谈道：《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1958年1月28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茹古涵今，谆谆教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不迷信将来还得了呀？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的。”
修身养德，固本培元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老师杨昌济的这句教导，令毛泽东受教颇深，曾工工整整写下，以作为修身警句。在第四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写下《讲堂录》，学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等。循着《讲堂录》的内容追索，能看到毛泽东学孔夫子虚怀若谷，写下“谨言慎行即是学”，“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二过”；学韩昌黎君子之风，写下“人之议之者，尊之也。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议，若贤者则时为众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学王船山立德立功，写下“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学曾国藩“帅之以诚”，写下“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担任党的领导人后，毛泽东更将修身之道用于治党治军之法，突出强调作风建设，带领全党全军固本培元。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我党个别同志也沾染上国民党讲排场、好虚名的风气。毛泽东曾在延安见到一位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旅长。一见面，那位旅长首先送上一张印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少将旅长×××”名片。毛泽东看了名片一笑，接着问他部队作战情况、共产党员牺牲情况优配股，这位老革命却都答不出来。这让毛泽东批评道：“每个共产党员都是我们的亲兄弟，你连他们牺牲多少都不知道，却在名片上印上自己的少将头衔。少将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要学国民党那一套用官牌子吓人的作风！”“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只见公仆不见官”、“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坚持“两个务必”、“进京赶考”没有当李自成。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之际，蒋介石反思总结中国共产党七大优点，“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首条，这与毛泽东青年时就坚信的“惟安贫者能成事”可谓异曲同工。
推翻历史三千载——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推进了“第二个结合”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预言：“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二十多年后，老朋友斯诺与毛泽东见面时感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还有谁能像你一样，“系统地提出了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学说，然后在一种新型的文明中实践了自己的哲学”。二十八年革命、二十七年建设，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跃上新高。
有的放矢，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词中国自古有之。东汉班固所作《汉书·河间献王传》，就称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他在文献搜集整理时，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唐代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将“实事求是”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对空谈心性和不务实际。清代乾嘉学派还把考据学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以及其子曾纪泽也都用“实事求是”阐述过其理学思想。1916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曾数次寓居长沙岳麓书院半学斋。当1917年“实事求是”的匾额被书写悬挂于书院大讲堂，这一思想就在青年毛泽东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天地转，光阴迫”，通过革命实践检验，毛泽东愈发深刻认识到，不充分认清中国的社会实际、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革命指导方针。
邓小平论断：“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相对比，赋予前者以唯物的和辩证的说明：“‘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六个多月后，《解放日报》聚焦中国古代先哲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向全党阐释：“‘实’是先于‘名’而独立地存在，‘名’是实的反映。‘实’是第一范畴，‘名’是第二范畴。”（陈海阔：《王充的哲学思想》，《解放日报》1941年12月4日第3版）彰显“实事求是”的根脉源流。在实践与认识的反复飞跃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通过《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理论宏篇夯理论之基；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学会‘弹钢琴’”“胸中有‘数’”“波浪式前进”“留有余地”等领导方法闯实践新路，令“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命题气象一新。
得道多助，群众路线
中国古人信奉“天行有常”“道之大原出于天”。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青年毛泽东就跳脱狭隘的天道观，认识到：“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当通过革命实践、洞悉历史兴亡规律后，毛泽东更是振臂一呼：“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中国共产党的“天道”就是人民群众、就是民心所向。为以古鉴今、诠释“一切为了群众”，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指出：“老中国只有大多数老百姓干，历史上几千年来一部分办国家事情的所谓治人者是不耕田的，只有被治者耕田生产”，“历史上只有禹王，他是做官的，他也耕田，手上也起了泡，叫做胼胝。还有一个墨子，也是一个劳动者，他不是官，而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论语·八佾》称“子入太庙，每事问”。毛泽东则对该典故加以吸收改造，使之从孔夫子对“礼”的身体力行，转化为共产党人“一切依靠群众”、作系统周密调查研究的生动教导：“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会议期间交谈。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为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七千人大会在北京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直接将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发给各组讨论。党中央的报告不先经中央政治局通过，而直接印发大会全体代表讨论，这在党的历次会议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认为，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这样做可以更好地集思广益。1月30日，毛泽东在第三次全体大会上，脱稿讲了两个小时，他特别指出：我们有些同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毛泽东还从历史中寻找事例：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在同刘邦争夺天下时，最后垮台了。他强调，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毛泽东的讲话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地方负责同志深刻反思到，近年来工作中对党的群众路线传统坚持不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进一步在全党蔚然成风。
自强不息，独立自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宇宙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塑造了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成为造就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伟大文明的重要因素。“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从革命年代“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到建设时期“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自强不息”“人定胜天”思想基础上，汲取中国历史中劳动人民与自然抗争、英勇抗击外敌入侵斗争精神，提出并践行了“独立自主”这一具有鲜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人民不走帝国主义者的道路，由来已久，不仅由今日开始，一百多年来，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等，都没有跟随过帝国主义，我们要继承这种事业和精神，团结广大的人民，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风云变幻、乱云飞渡。1972年2月，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新中国的土地，此行之后，尼克松就知道“世界上最能干的10亿人民的潜力必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并且也成为军事巨人”。（[美]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长征出版社1988年版， 第226页）多年后，陪同尼克松访华的基辛格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毛泽东坚信革命终将成功，“这一信念有三个来源：意识形态、传统以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于中国人民的韧性、能力和凝聚力的信心”。他由衷感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的一个‘独行侠’。它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上发挥了完全独立且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作用”。
共苦同甘群众靠——“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践行“第二个结合”的突出特点
中国古代先贤提出“尊君重民”“君为政本，民为国本”等民本思想。但早在1926年从事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就指出，封建文化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忠孝主义”，这是有利于君王的道理。因此，封建王朝统治者爱民惠民，归根结底是为了江山永固、“皇帝万岁”。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领袖，他带领人民所锻造的中国共产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高度契合的璀璨结晶。毛泽东还以广阔的国际胸怀，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全世界人民解放而斗争。
鱼水交融，休戚与共
1944年，爱泼斯坦以美国《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记者身份赴延安参访。他看到：毛泽东“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在7月31日发往《纽约时报》的通讯稿中，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当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全面的阶层。”这一时期，毛泽东就教育干部：“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在擘画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时指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全国胜利后，他还告诫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不管你官有多大，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委员也好，总而言之，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爱泼斯坦（前排右二）等中外记者。
毛泽东知行合一，始终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中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在接见黄继光母亲邓芳芝时，紧紧握着她的手，深情地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他们牺牲的光荣，我们都是烈属。”领袖和群众，不分你我、一心同契。毛泽东的认识和行动自然受到时代条件限制，但他尽其所能，领导党和政府做好民生保障基础工作。例如，针对新中国基层医疗体系薄弱，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赤脚医生”。这些农村不脱产的、“半农半医”的初级卫生人员贯彻“预防为主”方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群众“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培训参考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0年版，第3页）的就医困境。1972年底，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向毛泽东反映知青在农村生活的艰苦状况，以及其他相关问题，恳切写下：“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黄志雄著：《知青家长李庆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收到信后，毛泽东苦苦思索几个月，才回信李庆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殷殷之情跃然纸上。1973年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对知识青年下乡、管理、返城等政策作出若干调整。
为万世谋，施大仁政
儒家文化赞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境界在此基础上更加先进，认为：“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才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的“最高的民族道德”。即“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报告，对“仁义”作出科学的、通俗的阐释：“同情大多数人，拥护大多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上讲话。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财政发生了极大困难。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对此，有批评道“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毛泽东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6页）。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有针对性地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53年至1957年“一五”计划实施，对我国工业化起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胸怀天下，世界大同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横渠四句”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理想追求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也不例外，还对其加以注释：“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依据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社会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近代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指出：“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在“大同”社会，“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信好友黎锦熙，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战斗口号召唤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新中国刚刚成立四个月，1950年1月，中共中央就根据胡志明和印支共产党中央的要求，派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担任联络代表，秘密赴越南开展援越抗法。数年间，我党向越南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军事装备、粮食布匹、医药卫生、通讯器材、交通工具、各种食品等等援助，也向越南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1952年罗贵波回国述职，向毛泽东报告有少数顾问因越南气候潮湿、战势紧迫，以及个人健康状况等原因，希望提前回国。毛泽东听后，沉吟片刻，说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我们的顾问都是共产党员，党派他们去援越抗法，帮助越南工作，为什么不能坚持在越南工作、战斗和生活？为什么不可以牺牲在越南”？鼓励我党同志做合格的国际主义战士。罗贵波评述：“毛主席总是把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革命事业当作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一样看待，用完全彻底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帮助越南。”（《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64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道：“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就不相信人民不能胜利，我看你们也不相信你们不能胜利。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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